从经济学角度看犯罪:为什么犯罪?为何有些人有这种倾向?

浏览:4272   发布时间: 08月29日

引言

加里·贝克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有一天他在纽约市里找停车位,偶然想出了一个让他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论题。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没有为教师提供专用停车位,所以当他去学校为名学生做博士面试时,只好自己找地方停车。到学校附近时他像那些每天上下班的人一样面临着选择,遵守规定把车停到停车场,或者不遵守规定冒险把车停在外面,不但离面试地点近,还能节约停车费。他推断吃罚单的可能性与罚单金额的大小极大地影响了选择。

这个问题用来考博士候选生刚刚好,贝克尔把它作为了考题。但得到的答案却没能让他满意,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贝克尔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基于违规的经济学成本这个问题,他出版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经济学著作贝克尔对犯罪活动的理解始于一个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他假定违法者在违法违规之前,客观地计算被抓的可能性和刑期的长短。起初,很多人对这个理论感到震惊,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内,都觉得这听起来很荒唐。很多人起初还认为贝克尔是不是在开玩笑。

但是贝克尔是认真的,甚至他对自己学术破坏分子的身份感到非常满意。他努力地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研究范围拓展到传统上属于社会学领域的主题上,这让他青史留名,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120万美元的奖金。贝克尔的父母只读到八年级,但他们的儿子读书极有天赋,特别是数学。贝克尔的父亲是一名商人,他坚持每天阅读财经新闻。哪怕是到了几乎失明的时候,为了了解新闻,他让加里读财经报纸给他听。虽然小加里觉得有点无聊,但是通过朗读商业财经新闻,他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贝克尔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经济学,他只用了三年就毕业,还选修了数学课程。

尽管他承认在普林斯顿最后一年,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已经开始减退,但他还是来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51年,他第一次听米尔顿弗里德曼讲课的时候,重拾了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贝克尔认为弗里德曼对他有深厚的影响,引领他成长为一名典型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赞扬这名他器重的学生,说他“毫无疑间,是同辈中最具创造性的经济学家”。在贝克尔获奖时,弗里德曼说:“多年来,他一直在向组委会推荐贝克尔。”跟弗里德曼一样,贝克尔也曾任朝圣山学会主席,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倾向于自由市场。

他也反对社会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但支持学券制及个人退休金制度,支持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采取的经济政策。他甚至还支持一些弗里德曼更具争议性的观点,例如大麻合法化。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贝克尔在西奥多舒尔茨的课堂上学到了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短短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后贝克尔成为芝加哥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这时,贝克尔做出了一件违背他自己的经济模型的事情:他离开了高薪的芝加哥大学来到了低薪的哥伦比亚大学。

他后来解释说他想离开母校的呵护证明自己可以靠实力取得成功。关于贝克尔的一连串争论始于1957年他的第一本文《歧视经济学》(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他将歧视归因于个人在自身竟争中的偏好。人们宁愿承受损失也不愿意与其他种族、民族的人接触。贝克尔的歧视理论假设工人想要避开和不同种族或民族的人一起工作会放弃工资高的工作,而企业宁可接受较低的利润率,也不愿聘用不同种族、生产效率高的工人。这也许是个狭隘的种族观念,但它本身不会引起争论。理论接下来的部分给贝克尔招来许多批判。

根据他的定义,歧视只会发生在被歧视者遭受经济损失时,其他时候不会存在歧视现象。假如,某企业只雇用自人,又没有遭受经济损失,在贝克尔看来就不存在歧视。又假如某房东总是将房子租给白人,恰好租客又总是能够按时交房租并且把房子保护得很好,这也算不上是歧视。依据贝克尔的理论,企业和房东需要做好让自己蒙受经济损失的心理准备,オ可以称得上是歧视。贝克尔继续将他对歧视的定义和完全竞争理论结合起来。他的结论为歧视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贝克尔认为鼓视使得企业获得的利润比它的竟争对手低,并最终导致它遭到海汰。

因此,人们不用担心遭到企业的歧视,因为这样会使企业的利润降低。如果他们一意孤行,就会在完全竟争市场中出局。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进行平权运动,也不需要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以及政府实施反歧视法,因为竟争性市场能够进行自我调整。结合不现实的经济模式来狭窄定义工作场所的歧视行为,似乎不是个有用的理论,然而诺贝尔委员会却将其当作一项卓越的成就。起初,贝克尔的书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他所说:“连续好几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是,当贝克尔的书逐渐为人们熟知时,结果却遭到了人们的反对,除了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大学的同事。

贝克尔解释说:“得到我非常尊敬的人的支持非常重要,这让我愿意勇政面对重重责难。”真正的问题在于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竞争的自由市场中不存在歧视,事实上,歧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贝克尔同时还在曼哈顿的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推进了西奥多舒尔茨在人力资本上的观点。这项研究成为他第二本著作《人力资源》的基础。通过与哥伦比亚大学同事的合作,贝克尔不仅延伸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哲学,还重塑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教学方法,开创了毕业研讨会模式让学生展示并讨论他们的研究。

贝克尔的研究涉及包括犯罪、教育甚至自杀在内的具体行为,需要构建一个考虑其成本和回报的数学公式。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他的犯罪检查,以便了解这项研究的“通俗易懂”,其结果对许多人来说“意义非凡”,加之研究本身简单易懂,使得贝克尔的理论很容易为人们接受。比如,穷人更有可能犯下重罪,因为他们往往没有读过多少书,为减少损失也没有什么选择。青少年更可能犯罪,因为他们不关心可能引发的结果。与之相似,吸毒者中犯罪人数也多,因为他们只生活在当下,对未来漠不关心。贝克尔对犯罪的研究完全建立在罪犯是理性的假设之上。

罪犯可能有策略,可能狡猾,甚至可能是聪明的,但是他们真的理性吗?在所有的职业中,罪犯可能最倾向非理性。实际上,有些罪犯,比如说连环杀人犯几乎全被定义为非理性的。犯罪分子中有小部分人犯的罪行不是那么严重,像大学教授研究的违规停车,理性的行为可能是完全有效的假设。在这些例子中,被抓的可能性和受到处罚的程度是确定的。但这些犯罪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吗?有多少人会惧怕一名乱停车惯犯?贝克尔甚至用了罪犯的高累犯率来证明罪犯是理性的,因为罪犯理性评估成本和收益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一犯罪有回报。

同样可信的解释是罪犯是不理性的,因此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犯相同的错误。科学家为什么不好好思考一下这两种解释?贝克尔认为一个人是否倾向于犯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有多看重未来。一个不怎么看重未来的人抽烟、吸毒以及犯罪的可能性较高,因为他可能忽视由这些所带来的结果,如:癌症、死亡以及牢狱之灾。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他们有着高贴现率。贝克尔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毒瘾者同时也是罪犯。由于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贴现率,经济学家能将高贴现率归因于几乎所有的事情,因此犯罪行为意味着高贴现率。

犯罪经济学理论忽视了一个事实,毒瘾者非常需要钱来购买毒品,但没几个人能理性地阻止自己非法取得。理论还忽视了不健全家庭角色、家庭暴力、虐待儿童、吸毒、酗酒以及帮派活动因素,这些都可能与犯罪行为有关。笔者也认为有一部分人虽然贴现率高,但是他们可以生活得非常快乐,远离犯罪。因为享有犯罪专家的美名,贝克尔为许多政策做过建议。他对《三振出局法》(意在严惩累犯)持怀疑态度,这项法律规定对任何犯三次罪的人实施重罚。贝克尔解释这项法律应该只针对犯下严重、暴力罪行的罪犯,而不应将所有人涵盖其中。他还认为应在搜査武器的问题上赋予警察更多自由,哪怕仅仅是“合理怀疑”。

结语

另一方面,他明确支持人们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只要武器不是藏起来的。贝克尔始终如一地坚持自由主义原则,他说自己“不是想让贩毒、吸毒者长时间坐牢的狂热分子”家庭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期间,贝克尔结婚了,有两个女儿。多年后他的妻子去世,他又娶了吉蒂沙纳特。沙纳特是一位中东历史学教授,这段婚姻给他带来了两名继子。这些给贝克尔提供了一些关于家庭的第一手资料,成为他接下来工作的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60年代末,贝克尔对哥伦比亚大学的不满加剧。他不喜欢通勤于市中心和市郊,也不喜欢哥伦比亚大学对学生在1968年反战示威的处理方式。他认为管理部门犯了错误,没有对示威者采取“强硬手段”,他将这次示威称为暴动。他批评老师表现得“没有比学生好”,管理部门没能控制情况,“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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